古者祭礼为重而祭礼本为祭祀神灵而后转变为祭祀鬼神、上天孔子曰

古者祭礼为重，而祭礼本为祭祀神灵，而后转变为祭祀鬼神、上天。孔子曰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，即是谓此。“鬼”为逝去之祖先，“神”则是指日月、山川等的自然神灵，在鬼神之上，还有“天”。

“祭如在”显然是敬鬼神……但“如在”却又不是鬼神本身之自在，而是献祭者的主体状态，所以它与自在的鬼神拉开了距离，是对鬼神本身的“远之”。换句话说，“祭如在”反映出的是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，是既根植于古代宗教又超出了古代宗教；既与“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”的鬼神之德相接，又能够与鬼神本身保持距离，不倚赖于鬼神，从自身中开发出精神性的生活方式。……一方面，人与鬼神的外在关系变成了人本身与他的精神状态的内在关系，于是人人可以成为鬼神之德的主体；另一方面，通过将原先主要指祭礼的礼拓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去，于是事事可以是礼的实践。（倪培民《儒学的精神性人文主义之模式：如在主义》，载于《南国学术》2016年第3期）

周朝取代商朝，在礼制上进行了巨大的变革，即从敬畏和祭祀各种自然神灵，改为敬畏和祭祀上天和祖先，而相应的礼的内在精神的巨大转变，则是如上所述的“人的在场”，而非“非人”的在场。我们常常所谓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精神核心“天人合一”，即是从此等意义上转化而建立的。天人合一，则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张扬，而礼是“天人合一”精神的具体实践。明了这一点，就会知道礼的传统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切相关性。所谓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（《周易·系辞》），即说明礼对于民众日常教化的重要功用。我们生在“礼仪之邦”，如果能够对“礼”之内涵有所理解，且保持一些内心的敬畏之情，则会相应地赋予我们以文化的自信和精神的力量。礼具有文化传承和心理塑型作用，有助于民生安定与社会和谐。

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

夫子说：“用政法来引导他们，使用刑罚来整顿他们，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，却没有廉耻之心。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他们，使用礼教来整顿他们，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，而且人心归服。”司马迁将其简化为：“夫礼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后。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这说明礼在社会中不仅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，而且这种传承对民众有很好的教化作用，形成一种预防机制，对于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。日常之礼具有自我规约的实践价值和文化意义。

《礼记·玉藻》中有一段文字特别值得推荐：

古之君子必佩玉，右徵角，左宫羽，趋以《采齐》，行以《肆夏》，周还中规，折还中矩，进则揖之，远则扬之，然后锵鸣也。故君子在车，则闻鸾和之声，行则鸣佩玉，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。

君子出入、进退、俯仰之间，身上的佩玉只有在不快不慢、节奏匀称的步伐下，才会发出韵律和谐、悦耳动听的声音，随时都给人以警醒和启示，这样邪僻的念头就无从进入君子的心中。原来，我们文化传统中崇尚佩戴玉器，所谓“君子无故，玉不去身”，其真正涵义是用玉来提醒我们保持良好的操守和仪态，不仅具有审美意义，而且更具有道德规约作用。这或许是现代商业所不能理解的，但是，如果习学了古礼的精神内涵后，我们却可以很好地践履其文化意义。

四、礼是传情达意、自我实现的合理方式和有效途径。

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中记述了一段劝勉依礼言行的事例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