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八种说法反映了《孝经》真伪之争中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前五说还

这八种说法，反映了《孝经》真伪之争中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。前五说，还把《孝经》看作上古之书。后三说，都把《孝经》看成是后人编撰之书，即是伪书。还有一种折衷意见说，先秦虽然确实有《孝经》，但因文简义浅，传诵者甚少，经秦始皇焚书坑儒，遂告绝亡。到汉初，有些儒生利用《吕氏春秋》引用过的《孝经》文字，杂糅先秦各书，伪纂成今本《孝经》。指斥《孝经》是伪书的人，都是使用传统的辨伪方法得出这一结论的。特别是近代“疑古派”的先生们，“辨伪”大帚几乎要把早期的古籍都扫进伪书的行列中。然而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，地下出土的大量的战国、秦、汉简帛文书的整理成果，却从根本上动摇了这旧有的方法和旧日的结论。近来，已有学者利用丰富的地下发现对古书的年代进行了“再认识”。他们指出，古书往往不题撰人，并没有概念明确的作者；许多古籍非成于一时，又非出于一手；有些古籍又经过后人整理，甚至也有附益和增饰，尽管如此，也不能把这些古籍斥为伪作。我们是赞同这种看法的。

《孝经》记载了孔子向曾参讲述孝道的言论，上古时没有后代那样的著作意识，讲述就是一种创作。孔子当然是《孝经》作者。但是，孔子最初的讲述可能是零散的，不系统的，比较口语化的，他的学生把这些言论记录下来，归纳整理，甚至还进行过文字上的润饰、加工。最初做这项工作的可能是曾参，后来是曾参的学生，因此，文中曾参也被称为“曾子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孔子、曾子和他的学生（或学生的学生）都是《孝经》的作者。

《孝经》的成书，至迟不晚于公元前241年，这一年《吕氏春秋》修成，其中《察微篇》和《孝行览》都引用了《孝经》文字。所以，汪中《经义知新记》说：“《孝行》、《察微》二篇并引《孝经》，则《孝经》为先秦古籍明。”

有人指出，《孝经》与《荀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孟子》等书文字内容有雷同之处，乃是《孝经》抄袭了这几种书。这个问题需要分析。如其所引《左传》有关文字，全是当时的名臣名言，这些言论也会通过一定的渠道在社会上传播，也可能载入官方的“史记”，其他人就有可能借用或发挥。这里并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，而是《左传》与《孝经》有着共同的史实依据。有人认为《孝经》与《孟子》也有些联系。清人陈澧《东塾读书记》说：“《孟子》七篇中，多与《孝经》相发明。”清人任大椿《孝经本义·序》说：“《孝经》一书，孔子为曾氏而作，而曾氏门人次而成之者也。……再传至孟子，复推明是书以昭后世。”（《有竹居集》卷八）他注意到孟子与《孝经》的关系是对的，但说孟子“推明是书”却缺乏根据。实际上，《孟子》思想与《孝经》的一些观点并不一致。那么，在《孟子》成书前后，对《孝经》进行过整理工作的人是谁呢？我们推测，可能是乐正子春和他的学生，或者是他的学生的学生。

乐正子春似乎与“孝道”、《孝经》有些特殊的关系。文献中关于他的孝行故事很多，而且往往与《孝经》的内容有联系。《礼记·祭义》里也记了他的论孝言论，说是“吾曾闻诸曾子，曾子闻诸夫子”。《礼记》及《公羊传》都有他孝亲的故事。从师承关系上说，乐正子春是曾子的学生，曾子临终，他与曾子的两个儿子曾元、曾申守在病榻边。他与孟子时代较近，而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85年，卒于公元前304年。认定《孝经》在战国晚期曾由乐正子春的弟子（或再传弟子）加以整理，就能够解释许多现象。

关于《孝经》的名称，也是一个长期纷争不已的问题。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说：

夫孝，天之经，地之义，民之行也。举大者言，故曰《孝经》。

后人对此大有怀疑。我们认为，《孝经》称之为“经”，与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称“经”意思并不完全相同。《易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是汉人把儒家著作奉为经典后加上去的，《孝经》的“经”是道理、原则、方法的意思。事实上，书名、篇名中的“经”字并不都是“后代俗人”所加，先秦诸子书中其例甚多，出土材料中也有例证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《老子》乙本卷前古佚书中有《经法》、《十六经》等，皆为战国晚期的著作。邢昺《孝经注疏》说“经”是“常行之典”，突出了“典”的意思是不对的。皇侃在《孝经义疏》中说：“经者，常也，法也。……言孝之为教，使可常而法之……故名曰《孝经》。”这样诠释就比较妥当。用今天的话说，《孝经》就是“关于孝的道理”、“行孝的方法”的意思。《吕氏春秋》已引用了《孝经》这一名称，可见它在战国时甚至在最早成书时固已有之，并不是后代将它奉为经典后才加上去的。

二《孝经》的今文和古文、郑注和孔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