丁日昌之子案与马新贻被刺案联系到了一起，朝廷上下沸沸扬扬有人

丁日昌之子案与马新贻被刺案联系到了一起，朝廷上下沸沸扬扬。有人认为，丁日昌为了庇护儿子丁惠衡，从而派刺客杀害此案主审马新贻，致使案子不了了之。而在马新贻被刺前后几天，丁日昌与曾国藩数次密探，甚为诡秘。当传闻一出，丁日昌再也坐不住了，他立即上奏朝廷，请求朝廷下旨命曾国藩迅速赶赴江宁。

而曾国藩到达江宁后，正式担任两江总督一职，却不提案子，只是玩。对马新贻被刺案采取拖延回避的态度。如果心中没有鬼，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这样一桩大案呢？不能不说，这一切和曾国藩、丁日昌密探有关。他们似乎早已定下了应对的策略。

曾国藩要把这个案子推给另一个人。朝廷在曾国藩赴江宁的同时，还派出一个钦差大臣，时任刑部尚书的郑敦谨。朝廷方面要求撤换张之万和魁玉两位主审大员，连同审讯组的司员也一起换掉。清廷处理此案的决心是异常坚定的。

可是，曾国藩来得晚，钦差大臣郑敦谨来得更晚。曾国藩足足等了郑敦谨三个月。在这三个月中，曾国藩只做了三件事：一、待客闲聊；二、读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；三、吊唁马新贻，并作挽联一副。

直到1871年2月17日，钦差大臣郑敦谨到来的前一天，曾国藩才翻开马新贻被刺一案的卷宗，记下有关案犯的名字。

1871年2月18日，钦差大臣郑敦谨抵达江宁。2月19日，大年初二，新的审案组成立。成员为：郑敦谨及随从伊勒通阿、颜士璋；曾国藩和他委派的江安粮道王大经、江苏题补道洪汝奎；以及马新贻生前的亲信候补道孙衣言、袁保庆。

案子开审，让郑敦谨意想不到的情形出现了。这位时任刑部尚书的钦差大臣，审案、断案自然有一套手段，然而，第一天审讯，没有任何收获；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同样如此。同坐正堂的曾国藩始终闭着眼一言不发。郑敦谨只好一个人发问，案犯张文祥没有交代出更多的东西。

两周后，郑敦谨痛苦地明白了，一切似乎都在别人操纵、安排之中。曾国藩的不配合，案犯张文祥的沉默，让郑敦谨放弃了审案到底的决心，他对曾国藩说：“看来，只好仍照魁、张二人原奏之法奏结了。”

曾国藩笑了。郑敦谨的心凉透，看来这世界上的有些事情不能深究，如同这个案子，深究下去，只能自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

接下来，郑敦谨要面临的问题是撰写结案呈词。难道真要照搬魁玉和张之万的结论吗？这对朝廷是没法交代的。于是，郑敦谨只好表演性地继续审案。

在审案过程中，郑敦谨也不对张文祥动刑。来来回回就问一个问题。候补道孙衣言愤怒地提出，如果不对张文祥动大刑，他是不会招供的。

郑敦谨急忙说，使不得，万一不小心打死了，怎么向朝廷交代？在这种“大家都不知道怎么交代”情况下，马新贻被刺一案就此了结。

郑敦谨和曾国藩联袂上书朝廷——此次审理于魁、张二人的审理结果相同，维持原判。在上书中，郑敦谨特别加上了一条：处决张文祥的刑罚要格外严酷，除凌迟之外，还应当摘其心以祭奠马新贻的亡灵。

这一份奏结，在呈送朝廷之前，补道孙衣言、袁保庆拒绝签字。他们认为，此案并不算了结束。而曾国藩笑着说，不签就不签吧。

事实上，朝廷方面根本就不知道，在新的审理小组中有孙衣言、袁保庆这两位候补道。

1871年3月19日，郑敦谨将奏结呈送朝廷。同时，将张文祥的口供抄录分送军机处、刑部存案。这次审理的结果成为既定的事实，朝廷方面只好接受这一事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