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此，周朝境内的水路运输网已经基本建成，但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

至此，周朝境内的水路运输网已经基本建成，但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航运新政，也会打击商业领域的信心。所以柴荣在通河之后，紧接着就出台了各项有利于航运的新政策。

从外地经河道运送物资抵达汴梁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物资漏损的情况，这在官方文件上称为“斗耗”。五代后汉以前，历代政府都允许“斗耗”的存在，但后汉为了搂钱，废除了“斗耗”，规定一文钱的斗耗都不允许存在，从甲地运出多少，到了汴梁就必须是多少。否则严厉处罚相关人员，以及强令甲地官府补偿所谓的斗耗漏损。“亡身破家，不可胜计。”

柴荣非常反感后汉政权几乎是毁灭性的经济政策，他在显德二年与大臣们议事时就提到斗耗问题。“仓廪所纳新物，尚破省耗，况水路所般，岂无损失，今后每石宜与耗一斗。”即地方上所运货物中，每一石可以有一斗的损耗率。

与民无争，柴荣说得出，也做得到。

英雄敌不过天意

——漫谈周世宗柴荣之刑法改革及文化改革篇

这一篇讲的是柴荣的刑法改革和文化改革。

五代的刑法体系，实际上是唐朝刑法体系的延承，而五代各朝都非常重视刑法体系建设。梁有《大梁新定格式律令》一百零三卷。后唐有《同光刑律统类》十三卷，后晋有《天福编敕》三十一卷。后汉没有专门的刑法典，但后汉的刑法是五代最为严酷的，这也是后汉四年短促而亡的主要原因之一。郭威建周后，一改后汉残酷旧习，推行宽仁之政，颁布了《大周续编敕》三卷十六条，附在了晋《天福编敕》之后。柴荣即位，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南征北战上，直到显德四年（957年），柴荣才开始动手对刑法进行改革。

柴荣特意研究了前朝的刑法条文，发现这些刑法条文过于繁杂，而且文意深奥，当时教育普及不广，百姓们根本看不懂，这不利于司法普及，却方便“贪猾之徒”钻法律空子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当时五代用的刑法是一百多年前的唐《开成格》《大中统类》以及前四朝的刑法，已经不适用于柴荣所处的时代。“有轻重未当，便于古而不便于今。矛盾相违，可于此而不可于彼。”

柴荣下诏，让尚书省四品以上、中书省和门下省五品以上官员，以及御史台官员在尚书省参加司法改革的大讨论。显德五年（958年）七月，大臣们终于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刑法系统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《大周刑统》。

《大周刑统》对宋朝的刑法制定产生了直接影响，赵匡胤篡位后编撰的《宋刑统》三十卷，其实不过是抄袭《大周刑统》而已，并没有什么新意。

可惜的是，堪称唐五代宋法制史上大百科全书的《大周刑统》并没有留传下来，但在侥幸残存的几篇刑法条文中，依然可以看出周朝法律的先进与人性化。

比如周朝规定司法部门审讯犯人不得滥用刑讯。显德五年（958年），柴荣下敕：“州县自长官以下，因公事行责情杖，量情状轻重，用不得过臀杖十五；因责情杖致死者，具事由闻奏。”谁打死了犯人，谁就要受到行政处罚。

周朝刑法最先进的一条，应该是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的盗窃类犯罪行为的三次改过制度。所谓三次改过，就是政府给盗窃犯三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如果“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，前后三犯，并曾经官司推问伏罪者，不问赦前后、赃少多，并决杀”。偷一次，坐牢悔过；偷两次，坐牢悔过；偷三次，哪怕只偷一文钱，杀！柴荣的逻辑非常清楚：我给了你两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你都置之不理，那么朕不会再给你第三次机会。

柴荣对犯人非常严厉吗？其实不是，柴荣有一点其实做得非常好，那就是他非常尊重犯罪分子在监狱中的人权。甚至可以说，犯罪分子在周朝监狱中的生活是幸福的，某种程度上，周朝罪犯的生活水准要强于被美化过度的宋朝百姓，至少他们不会饿肚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