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这次争论中，虽然顽固派再次占了上风，但由于洋务派的争取，醇

在这次争论中，虽然顽固派再次占了上风，但由于洋务派的争取，醇亲王奕对铁路问题的态度有了转变。此后，奕与李鸿章内外配合，联手推进铁路兴建工作。

光绪十二年，奕巡阅北洋海口时，与李鸿章商谈过将铁路接建至大沽和天津的问题。经过反复协商，决定试着建造从阎庄到大沽，从大沽到天津的铁路。

第二年，奕正式上奏朝廷，请准建设津沽铁路。他首先说明自己对铁路认识的变化，然后指出铁路兴建与海防和商业的关系。最终，奕的计划得到了批准。这一结果，使洋务派无不欢欣鼓舞，接着奕趁热打铁，又奏准了天津至通州的铁路。

然而，正当洋务派大干一番时，顽固派又跳出来反对了。他们要求朝廷立即宣示中外，对已建造的铁路，暂放一边，未建造的铁路，立即停止。顽固派的口气十分强硬，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。奕看到，感叹道：“在中国创办一新生事物，是何等艰难啊！”

奕的感概不是没有理由的，随后，顽固派反对修筑铁路的奏章铺天盖地而来。在奏章中，顽固派罗列的铁路之害，主要由三个：一是资敌，二是扰民，三是夺民生计。为了回击顽固派的反扑，洋务派与之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斗争。但终因顽固派的气势汹汹，最后一折衷处理了事。至此，第三次关于修建铁路的争论结束。

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的三次关于修筑铁路的争论，持续了整整十年之久。通过多次争论，可以看出，在晚清时期，大清朝顽固派的力量确实很强大，而且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，而洋务派尽管在学习西方问题上大声疾呼，并身体力行，却限于枝枝节节，不敢放开手脚。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必然是一波三折，从而使近代化的进程举步维艰，难以有太大的起色。

洋务运动时期，洋务论者与顽固派之间始终存在着复杂尖锐的思想和政治斗争。虽然两派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和目的是基本上一致的，但达到目的手段确实迥异。当洋务改革思潮涌来之时，顽固守旧势力以封建统治的卫护者的姿态出现，对方兴未艾的新思潮进行猛烈的反扑。

洋务派倡导学习西方，广造舆论，并利用手中掌握的一定军事、经济实权，身体力行制器练兵，振兴商务和培养人才，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。

顽固派恪守祖宗法度，纠举弹劾，唱起“爱国”“保社稷”的高调，呼风唤雨，并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，竭力抗拒洋务派，诽谤洋务运动。因此两派的论争不可避免。

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，并没有把洋务作为国策，她一方面不得不依靠洋务派来支撑危局；另一方面又怕洋务派势力过分膨胀危及到自己的统治地位，有意借顽固守旧势力的弹劾来压制洋务派。顽固派的嚣张气焰，显然是和慈禧的纵容分不开的。慈禧太后在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保持平衡，使他们互相牵制，她自己则从中加以操纵和利用，表面维持着清朝政府的统一，这就是当时清朝政局的特点。

三六　晚清官场大腐败：捐官与科场行贿

从洋务运动中顽固派的势力和嚣张气焰，可以看出，晚清时期的官场，是极端腐败的。当时的官场如市场，一个大贿赂的市场。在晚清官场上，许多东西都可以买卖，很多事情不搞贿赂就办不成。买卖和贿赂时，或公开交易，明码实价，露骨地行贿索贿；或偷偷摸摸，暗地成交，将行贿受贿装扮得含蓄儒雅。

当时，有一个流行词叫“捐官”。“捐官”又被称为“捐纳”和“捐班”，而让这个词传遍天下，要归功于清朝中央政府。因为清政府公开推行用钱买官的制度，并把这种行为称之为“捐官”。

捐是美称（意为捐款授官），实际上就买官。晚清的老百姓常说：“捐官做，买马骑。”捐与买并称。清朝政府虽然出台了这项制度，但也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买的。八旗户下人、汉人家奴、优伶这些人就在此项制度之外。事实上，即使该项制度授予这些人买官的权利，他们也没有能力行使。因为买官是需要一大笔银子的。

这三种以外的人，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官职。银子少，买到的肯定是小官；银子多，买到的肯定是大官；银子少，买到的官职多是虚衔；银子多，买到的官职则是实官。成本越高，实惠越多，官职俨然就成了商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