蒙书成编溯原始

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弟子规》都是中国古代蒙学读本中流传广泛、影响久远的经典之作。

蒙学读本也称“蒙养书”、“小儿书”，是专为学童启蒙教育编写的在庠序、书馆、塾学使用的课本。因儿童入学要先习文字，所以蒙学读本无不发轫于字书，见于著录最早的当推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《史籀篇》，旧谓出自周宣王时太史籀之手，实则应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秦人编纂，全书为四言韵语，字体与石鼓文及金文相同。

秦代为统一文字，由李斯、赵高、胡母敬分别用小篆编写了《苍颉》、《爰历》、《博学》各七章字书，汉代则将其合成为一书，多以同义、近义或反义词编排为句，仍仿《史籀篇》用四言韵语，书名定作《苍颉篇》。

《史籀篇》与《苍颉篇》这种四四为句、以类相从的编写法，对后代蒙学字书的编纂形式影响很大。

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蒙学字书的编写达到高潮，仅著录在籍者就有数十本之多，而且均系名家大腕手笔，如司马相如《凡将篇》、史游《急就篇》、扬雄《训纂篇》、蔡邕《劝学篇》、班固《太甲篇》、陆机《吴章》、周兴嗣《千字文》、顾恺之《启蒙记》等，可惜的是这些蒙书多已亡佚，至今完整可见的仅有《急就篇》和《千字文》，不过以传播影响而言，《急就篇》就远逊于《千字文》了。

明经学史《三字经》

《三字经》世谓南宋王应麟作，民国前期又略有增补，主要是续添了宋以后直至清末的一段历史叙述。

王应麟（1223—1296），字伯厚，号深宁居士，庆元府（治所在今浙江宁波鄞州区）人。《宋史》说他自幼好学，九岁即通《六经》。淳祐元年（1241）登进士第，因长于经史考据，熟悉天文地理、掌故制度，故一再升迁，累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，深为理宗倚重。宝祐四年（1256）王应麟奉诏主持殿试，他称赞文天祥的策论“古谊若龟镜，忠肝如铁石”，荐擢文天祥为进士第一。奸相贾似道专权时，王应麟屡屡抗颜抵忤，有人劝他屈节顺从，他回答：“迕相之患小，负君之罪大。”

正因为王应麟道德学问如此，他编撰的《三字经》才能在知识灌输、道德晓谕、文才词藻上多方面超越同伦，被赞誉为“千古第一奇书”。除《三字经》外，王应麟还著有《蒙训》、《补注急就篇》、《小学讽咏》、《小学绀珠》等一百余卷蒙学及文字学著作，足见其对幼学启蒙教育的重视和勤力躬行。

《三字经》以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起篇，依次叙述三纲五常十义，五谷六畜七情，四书六经诸子，历史朝代更迭，最后以奋发勤学、显亲扬名的著名事例作结。将涵盖了上下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知识、传统伦理思想及识字教育浑然融为一体，句式灵活，编排巧妙，语言通俗，行文流畅，其中“苟不教，性乃迁，教之道，贵以专”、“养不教，父之过，教不严，师之惰”、“人遗子，金满籝，我教子，惟一经”等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警句格言而传诵至今。

《三字经》三三成句，简练易读，深受后人推崇。尽管西汉史游《急就篇》也曾用过三言来编排当时姓氏，但无论是在内容上或形式上，都无法与《三字经》相提并论，所以《三字经》被公认是“开三言韵语蒙书之先例”的蒙学读本。

与《千字文》一样，元、明以后除了专供少数民族儿童学习汉文的《蒙汉三字经》、《满汉三字经》外，模仿《三字经》的增改新编本也时有出现，但都未能广泛流传开来。今人借鉴《三字经》编写的课本读物也不少，笔者印象较深的是一本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而编撰的《部首三字经》，其中如“女子好，田力男，日月明，小大尖。竹毛笔，白水泉，爪木采，舟皿盘”，介绍部首，合辙押韵，便于咏记，非常适合教学使用。

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作为相辅相成的整套蒙学读本合称“三、百、千”，《三字经》也因这样的排列而被称为“蒙学之冠”。其实如此排名，一方面是基于数字顺序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《三字经》在文字和内容上较之后二书要浅近许多，蒙童入读先教《三字经》，体现出了古人循序渐进、由易到难的正确教育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