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二年，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：“隋开皇十四年大旱，人多饥乏。是时仓库盈溢，竟不许赈给，乃令百姓逐粮。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，比至末年，计天下储积，得供五六十年。炀帝恃此富饶，所以奢华无道，遂致灭亡。炀帝失国，亦此之由。凡理国者，务积于人，不在盈其仓库。古人云：‘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’但使仓库可备凶年，此外何烦储蓄！后嗣若贤，自能保其天下；如其不肖，多积仓库，徒益其奢侈，危亡之本也。”

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：“隋朝开皇十四年遇到大旱，百姓大多忍饥挨饿。当时国家粮仓贮存甚丰，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粮食拯济灾民，下令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。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吝惜粮食，到了隋朝末年，粮仓贮存的粮食，足够五六十年之需。隋炀帝继承父业，依仗国家富庶，所以挥霍无度，极尽奢侈之能事，终于国破家亡。对于国君，首要的任务在于含养民生，不在于充实粮仓。古人说：‘老百姓不富足，国君又怎么能够富足呢？’只要仓库的贮备足以对付灾年，贮存再多的粮食又有什么用呢？国君的后代如果贤明，他自然可以保住江山；如果他昏庸，即使粮食满仓，也只是助长他奢侈浪费的习气而已，他照样避免不了亡国的命运。”

贞观五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天道福善祸淫，事犹影响。昔启人亡国来奔，隋文帝不吝粟帛，大兴士众营卫安置，乃得存立。既而强富，子孙不思念报德，才至始毕，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。及隋国乱，又恃强深入，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，身及子孙，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。今颉利破亡，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？”群臣咸曰：“诚如圣旨。”

贞观五年，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：“上天给善人降福、给坏人降祸，快得像影子随形、回响随声一样。当年突厥的启民可汗失国南奔，隋文帝不惜粟帛钱财，动员了大批兵士对他们进行守卫安置，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。不久突厥富强了，启民可汗的子孙却不想报答恩德。到始毕可汗时，就起兵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关。等到隋朝大乱，突厥又恃强深入，致使当年帮助启民可汗安家立国的隋朝官员，自身和子孙都遭到了颉利可汗兄弟的屠杀。如今颉利可汗破灭了，难道不是忘恩负义的下场吗？”大臣们对唐太宗的话都非常赞同。

贞观九年，北蕃归朝人奏：“突厥内大雪，人饥，羊马并死。中国人在彼者，皆入山作贼，人情大恶。”太宗谓侍臣曰：“观古人君，行仁义、任贤良则理；行暴乱、任小人则败。突厥所信任者，并共公等见之，略无忠正可取者。颉利复不忧百姓，恣情所为，朕以人事观之，亦何可久矣？”魏徵进曰：“昔魏文侯问李克：‘诸侯谁先亡？’克曰：‘吴先亡。’文侯曰：‘何故？’克曰：‘数战数胜，数胜则主骄，数战则民疲，不亡何待？’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，遂恃众内侵，今尚不息，此其必亡之道。”太宗深然之。

贞观九年，北方突厥归顺的人奏疏说：“突厥境内连降大雪，百姓饥荒，羊和马都死了。住在那里的汉人都跑到山里做了山贼，民情非常动荡。”唐太宗对侍臣们说：“观察古代的君主，实行仁义、任用贤良就能使国家得以治理；施行暴政、任用小人就会使国家败亡。突厥所信任的人，和我们大家所看到的，根本没有忠诚正直的可取之处。首领颉利可汗又不关心百姓，恣意妄为，我用人情世故来分析，他又怎么可能长久呢？”魏徵进言说：“从前魏文侯询问李克：‘诸侯国之中谁会最先灭亡？’李克回答：‘吴国先灭亡。’魏文侯问：‘为什么呢？’李克说：‘吴王屡战屡胜，经常胜利就会骄傲，而经常发动战争就会使民生疲弊，不灭亡还等什么呢？’颉利趁着中原大乱，就依仗自己兵强马壮入侵中原，到今天还不想息战，这就是他必然灭亡的道路。”唐太宗对此非常赞同。

贞观九年，太宗谓魏徵曰：“顷读周、齐史，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。齐主深好奢侈，所有府库用之略尽，乃至关市无不税敛。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，肉尽必死。人君赋敛不已，百姓既弊，其君亦亡，齐主即是也。然天元、齐主若为优劣？”徵对曰：“二主亡国虽同，其行则别。齐主愞弱，政出多门，国无纲纪，遂至亡灭。天元性凶而强，威福在己，亡国之事，皆在其身。以此论之，齐主为劣。”

贞观九年，唐太宗对魏徵说：“近来我读北周、北齐的史书，发现末代亡国的君主，所做的坏事多数都很类似。齐主高纬非常奢侈，府库所藏几乎都被他挥霍光了，以至于关隘市集，没有哪一处不征收赋税的。我常说，这就像嘴馋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一样，肉吃完了自己也就死了。君主不停地征敛赋税，百姓既已疲弊，他们的君主也就灭亡了，齐主就是这样的人。然而后周天元皇帝与齐主相比较，谁优谁劣呢？”魏徵对答说：“这两个君主虽然同样亡国，他们的做法还是有所区别的。齐主懦弱，朝廷政令不一，国家没有纲纪，以至于灭亡。天元皇帝生性凶悍好强，作威作福独断专行，国家的灭亡，都由他一手造成。从这方面来看，齐主要劣一些。”

“辩兴亡”的问题可看作《贞观政要》全书的要旨。贞观君臣讨论的种种政纲国策，最后都归结为辩论王朝兴亡的道理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，以求唐王朝的永存。如隋炀帝“奢华无道，遂致灭亡”“周既克殷，务弘仁义，秦既得志，专行诈力”等。唐太宗说：“顷读周、齐史，末代亡国之主，为恶多相类也。……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，肉尽必死。人君赋敛不已，百姓既弊，其君亦亡，齐主即是也。”他对历代兴亡的原因，理解得非常深刻。

武德九年冬，突厥颉利、突利二可汗以其众二十万，至渭水便桥之北，遣酋帅执矢思力入朝为觇，自张声势云：“二可汗总兵百万，今已至矣。”乃请返命。太宗谓曰：“我与突厥面自和亲，汝则背之，我无所愧，何辄将兵入我畿县，自夸强盛？我当先戮尔矣！”思力惧而请命。萧瑀、封德彝等请礼而遣之，太宗曰：“不然。今若放还，必谓我惧。”乃遣囚之。太宗曰：“颉利闻我国家新有内难，又闻朕初即位，所以率其兵众直至于此，谓我不敢拒之。朕若闭门自守，虏必纵兵大掠。强弱之势，在今一策。朕将独出，以示轻之，且耀军容，使知必战。事出不意，乖其本图，制服匈奴，在兹举矣。”遂单马而进，隔津与语，颉利莫能测。俄而六军继至，颉利见军容大盛，又知思力就拘，由是大惧，请盟而退。

武德九年冬天，突厥颉利、突利二位首领率领二十万士兵，长驱直入到渭水便桥以北。他们派将领执矢思力入朝面见唐太宗，执矢思力虚张声势地说：“二位可汗一共有兵马百万之众，现在已到了京师。”唐太宗说：“我已与突厥和亲，你们如今却背叛我，我无所愧疚，而你们为什么兴师京城，还自夸强盛？我要先杀了你。”执矢思力吓得胆战心惊。萧珞、封德彝等大臣连忙劝止唐太宗，建议对他以礼相待，并将他遣返回突厥。唐太宗执意不肯，说：“不行，如果把他遣返，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害怕了。”于是下令把他囚禁起来。唐太宗对大臣们说：“颉利听说大唐最近国内有难，又欺我刚刚继位，所以率军直逼长安城下，以为我不敢抵抗。我如果关闭城门自守，他们必定大肆践踏中原。局势是强是弱，在于今日的决策。我决定单独出城，以示对他们的轻视之意，并且炫耀我们的兵力，让他们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。出其不意，挫败他们的计划，制伏匈奴，在此一举了。”话毕，唐太宗便骑马来到突厥兵驻地，隔着河对他们喊话，让颉利摸不清虚实。不久，大唐六军相继到达，颉利看到大唐兵力如此强盛，又得知执矢思力被囚禁，因而异常惊恐，于是请求签订和约，并很快撤了军。

贞观初，岭南诸州奏言高州酋帅冯盎、谈殿阻兵反叛。诏将军蔺謩发江、岭数十州兵讨之。秘书监魏徵谏曰：“中国初定，疮痍未复，岭南瘴疬，山川阻深，兵远难继，疾疫或起，若不如意，悔不可追。且冯盎若反，即须及中国未宁，交结远人，分兵断险，破掠州县，署置官司。何因告来数年，兵不出境？此则反形未成，无容动众。陛下既未遣使人就彼观察，即来朝谒，恐不见明。今若遣使，分明晓谕，必不劳师旅，自致阙庭。”太宗从之，岭表悉定。侍臣奏言：“冯盎、谈殿往年恒相征伐，陛下发一单使，岭外恬然。”太宗曰：“初，岭南诸州盛言盎反，朕必欲讨之，魏徵频谏，以为但怀之以德，必不讨自来。既从其计，遂得岭表无事，不劳而定，胜于十万之师。”乃赐徵绢五百匹。

贞观初年，岭南各州县上奏告发高州统帅冯盎、谈殿起兵反叛，唐太宗下诏令将军蔺謩调动江南、岭南几十个州县的士兵讨伐。秘书监魏徵进谏劝阻说：“中原刚刚获得太平，天下疮痍满目。岭南地区又多瘴疠，山川险阻，士兵行军非常困难，如果流行疾病，若不严加警惕，恐怕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。并且，冯盎如果真的造反，必然使中原地区不得安宁，他可以勾结南蛮少数民族，分兵据守险要之地，攻城略地，设置州府。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有人上奏，告他叛乱，为什么却不见他的一兵一卒攻出岭南呢？既然陛下还没派使者前去查明虚实，只听岭南地方官的一面之词，就去攻打他，恐怕不明智，现在如果派人去打探，弄清真相，必然不会兴师动众，还可以使他自己上朝述职。”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意见，于是岭南地区避免了一次战火之灾。事后，一位侍臣上奏说：“冯盎和谈殿多年来一直相互作战，陛下只派了一个使者，就使岭南地区获得了太平。”唐太宗也说：“当初，岭南的地方官盛传冯盎要叛乱，我决心讨伐。是魏徵上书劝阻了我，认为应该采取仁德的策略，不经过战争他必定会自己来朝说明情况。我听从了他的建议，结果不动一兵一卒而岭南获得安宁，其效果真是胜过十万大军的威力啊。”于是赏赐魏徵绢五百匹。